中國大陸稅制新局與台商傳承布局：從逆全球化到內循環

全球化退潮與中國大陸經濟「新常態」的轉折點

過去二三十年台商布局中國大陸，大多是順著全球化與「世界工廠」的趨勢而行，中國大陸憑藉著龐大勞動力、便宜土地與完整供應鏈，搭配加入 WTO 後的貿易優勢，成為全球製造與出口樞紐。然而，近年情勢急遽變化，從中美貿易摩擦升級，到關稅戰、晶片管制等，使逆全球化、區域化與在地化成為企業不得不面對的新現實。

從國際機構IMF的宏觀數據觀察，2019 年中國大陸實質 GDP 成長率仍有約 6%，但 2020 年在疫情與外部不確定性衝擊下，成長率驟降至 2.3%，2021 年在防疫與刺激政策帶動下強勁反彈至 8.4%，但 2022 年受房地產調整與外需轉弱影響，又回落至3.1%，2023 年及2024 年則在出口與政策刺激支撐下約達 5% 左右成長，為疫情後持續修復的一環。 2025 年實質 GDP 則預測成長率約為 4.8%，反映出在全球經濟碎片化與內部結構調整下，中國大陸成長已進入「中速、但仍具規模」的新常態。

表一：中國大陸實質 GDP 成長率——從高成長走向「新常態」

從表一可以看出，中國大陸經濟已從「高成長」轉向「約 5% 左右中速成長」，同時IMF 在最新《世界經濟展望》中指出，2025年全球成長預期約落在 3.2%且有風險傾向下行，其中包含中國大陸房地產調整、貿易保護主義與地緣衝突等因素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北京當局不再單純依賴出口與外國直接投資拉動，而是提出「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、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」的政策定位，試圖透過內需擴張、產業升級與科技自立降低對外部市場的依賴，而稅制改革正是推動這一政策的核心工具之一。

內循環政策與稅制改革之結構轉變

為應對經濟放緩與逆全球化壓力，中國大陸近年在稅制改革上推動轉變產業結構的政策，包括：明確將內需與高附加值產業作為政策重心、透過稅收鼓勵企業留資中國大陸，及加速稅收法制化與徵管數位化。

一、從「普遍減稅」到「結構性減稅」- 內需與高附加值產業成為焦點

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名義稅率為 25%，符合條件的高新企業與技術先進服務企業得適用 15% 優惠稅率，對高新技術、先進製造業、新能源車等產業給予稅收減免與加速折舊等支持，2024 年上述稅收優惠規模合計超過數千億元人民幣。另外，在研發支出方面，從2023 年起將所有符合條件產業的加計扣除比例一律提高至 100%，也就是企業投入 100 元符合規定的研發支出，可在稅前扣除 200 元，這使得大量投入研發企業的有效稅率，相較傳統製造或貿易企業具有顯著優勢。此外，對於集成電路與軟體企業等關鍵行業，國家發改委及相關部門每年發布稅收優惠的企業或專案名單，係以清單方式管理，這意味著稅收優惠不再普遍撒網，而是高度集中於政策所希望扶持的重點或高附加值產業。

二、利潤再投資與名單管理 - 鼓勵外資繼續留資中國大陸

在留資政策上，中國大陸擴大對外商投資企業股息再投資的稅務優惠政策，外資只要將自中國大陸企業分得的利潤用於境內符合條件的再投資，不僅能緩課分配股息的預提所得稅，還能按再投資金額的10%抵減未來取得的股息、利息或特許權使用費等的預提所得稅，未抵減額度亦可結轉使用，其目的顯而易見係於鼓勵外資「利潤繼續投資中國大陸」。

三、增值稅法與金稅四期上路 - 稅制法制化與徵管數位化

在間接稅方面，中國大陸於 2024 年底通過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法》，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，將現行增值稅暫行條例與相關規章上升為法律階位，新法對農產品、科研設備等部分項目提供免稅或優惠安排，並賦予國務院在特定情況下調整可抵扣範圍的授權，形成兼具「穩定性」與「彈性」的制度設計。在徵管面，則進入以「金稅四期」為標誌的數位化監管新階段，相較於過去以發票為核心的金稅三期，金稅四期透過與工商、海關、金融、社保與電子發票（e-發票）等多方系統連結，形成全方面的數據監管，並廣泛運用大數據風險模型進行風險評估與稽核選案，基本上可以說中國大陸稅務管理已進入「大數據徵管時代」。數位化徵管的推進，使得企業的特殊安排交易更容易被識別，同時也提高了跨境股權架構與關聯交易的透明度，這對於以多層控股、境外平台為常態的台商而言，是一項不容忽視的新變數。

新法對台商跨境架構的影響及挑戰

上述政策與稅制調整，對於在中國大陸深耕多年的台商而言，是實質牽動有效稅率及利潤再投資決策、股權安排，及跨境傳承規畫的關鍵因素。

一、利潤再投資抵免稅：留資中國大陸 vs. 全球分散配置

在當前政策組合下，若企業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認定、充分享受研發加計扣除，以及再投資底免稅，實際企業有效稅率可能低於名義 25%。對不少製造業台商而言，將利潤留在中國大陸擴產、智慧化升級或切入新能源車、半導體設備等鏈條，從稅後報酬角度確實具有吸引力。

然而，若站在家族資產配置與跨境風險分散的角度，留資中國大陸也意味著下列市場風險，因此在評估時應以綜合考量不同情境下，留資中國大陸或配置再衡量之優勢與劣勢，評估對整體家族資產淨值、風險暴露與現金流穩定性的差異。

a. 資金暴露於人民幣匯率與中國大陸本地金融市場風險；

b. 將來透過股利分配、股權轉讓、減資等方式向境外或台灣股東回流時，相關稅負影響與外匯管制程序風險；

c. 若未來地緣政治或關稅環境再度惡化，資產調整與撤出之不確定成本。

二、主動揭露受益所有人與稅收徵管數位化：多層投資架構透明度大幅提升

在實務上，台商家族企業的中國大陸營運主體上常存在多家境外公司，金稅四期與受益所有人新法的實施，使得過去常見的「多層境外控股＋名義股東」架構風險顯著提高。

1. 受益所有人認定及揭露：受益所有人新法要求企業備案股權結構「層層穿透，直到自然人」，由於相關資訊有機會與其他國家機關共享，對於未來間接股權轉讓、未申報37號文的陸籍持股或股權代持情況，產生稅務風險。
2. 反避稅趨勢與資訊透明：隨著 CRS、BEPS 行動計畫與跨國資訊交換的推進，資訊透明化亦提高稅務機關對於缺乏合理商業目的、以稅務規避為目的的移轉訂價安排之風險。

對台商而言，這意味著「看不見的風險負債」正在累積，一旦未來發生股權轉讓、架構重組或遭遇稅務移轉訂價稽查，過去數年的安排可能被一次性攤開檢視。

結論：台商傳承布局的三個步驟

台商家族企業在傳承與長期資產配置上，除了面臨上述中國大陸政策與稅制調整外，尚有台灣 CFC 規範、美國或其他地區稅務居民全球課稅議題，加上全球反避稅趨勢，將家族稅務推向多國稅務綜合議題。面對前述環境及政策的變化，台商家族企業需要將視角聚焦在「跨境、跨世代、跨資產的整體配置」的層次，建議執行下列三個步驟，作為傳承的起始點。

步驟一、檢視家族企業實質功能，重整股權架構

可先以圖示梳理整個家族集團企業，再依投資架構功能分為三層「實質營運地－境外控股－台灣股東」，進而檢視營運上之實質功能：

1. 中國大陸或其他之營運層：檢視目前各營運企業狀況，是否申請當地稅賦優惠?是否需要整併?擴張?或清算?
2. 境外控股層：原來用以承接境外投資人或作為資本市場退出載具，如BVI／開曼／香港／新加坡等平台，重新檢視是否需要簡化?或調整功能?須同時考慮在台灣CFC 規範下，境外控股層對台灣稅務居民股東的所得稅影響。
3. 家族控股層：檢視目前家族成員控股架構是否為實質股東?稅負最適化?

步驟二、檢視傳承工具，遺囑、信託、家族控股公司設計

延續前項分層評估之家族控股層，除考量稅務議題外，亦應同時處理傳承議題，首先要釐清代際間的稅務居民身分，再來檢視家族傳承可使用的傳承工具，例如：遺囑、家族控股公司、閉鎖型章程、基金會、信託、家族憲章及家族辦公室等，避免未來因傳承模式不清引發家族爭議。

步驟三、將傳承視為持續性「動態調整」，而非一次性決定

最後，從 IMF 對全球與中國大陸中期成長預測來看，未來十年將是「中速成長＋高不確定性」的常態，面對逆全球化與內循環兩大時代浪潮的交會，台商決策者不能再停留於被動應對政策與稅制，應主動持續性評估資金的流向、稅負的歸屬、乃至於股權的傳承，每一個節點都必須在同一幅跨境藍圖上進行規劃，唯有具備「內外整合」思維，方能從容應對未來不確定環境下的各式挑戰。